学术书摘 | 《跨文化能力研究》（导论下及各章简介）

外语学术科研网 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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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选《跨文化能力研究》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作者：戴晓东

ISBN：978-7-5135-7519-5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定价：68.90元

图书简介

《跨文化能力研究》为“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跨文化研究核心话题丛书”的第一部，丛书总主编为孙有中教授。本书围绕跨文化能力概念界定、理论视角建构及评估方法三个基本问题，梳理与评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

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对跨文化能力三个基本问题作简要阐述。第二章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历程，昭示其发展脉络。第三至五章综述、归纳与评介32个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和模型，不仅包括西方视角，而且涵盖亚非与中东文化的非西方视角。第六、七章探讨如何评估跨文化能力及相应的评估工具。第八章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提出新的研究议题。

本书兼具学术性、前沿性和引领性，适合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和研究者作为研究参考，同时也适合对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感兴趣的外语教师与研究者参阅。

跨文化能力评估方法与工具的发展

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能力的评估与测量。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寻求评估跨文化能力的可能路径。其后，他们一直努力探索评估的基本原则，发展行之有效的方法，创建可靠的测量工具，使跨文化能力评估得到不断的改进与完善。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的工具系统地收集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以判断参与者跨文化能力的高低与发展状况的过程。早期，学者们认为跨文化能力就是交际行为的有效性，因此他们主要围绕外在的交际行为进行评估（例如，Ruben 1976；Ruben & Kealey 1979）。也有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是内在的，评估的要点在于交际者的个人特性（例如，Harris 1973；Kim 2001a）。还有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个人特性、行为技能、心理适应和文化意识，评估应该涵盖它的各个方面（例如，Byram 1997；Chen & Starosta 1996；Deardorff 2009，2015；Gudykunst et al. 1977）。90年代之后，随着认识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复合概念，需要对其进行多方位的综合评估。

围绕跨文化能力评估问题，学界存在两个较大的分歧：其一，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分歧；其二，整体评估与局部评估的分歧。对于第一个分歧，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的层面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样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知识、情感与行为三要素评估框架同样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中跨文化能力的评估（Gudykunst & Hammer 1984）。另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评估框架有其特定的文化取向，不一定适用于非西方文化（Chen & Starosta 1996；Wiseman & Abe 1984；Xiao & Chen 2009）。

对于第二个分歧，有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的各个层面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如果把它分解开来进行评估就无法反映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与影响，难以得到全面、充分的评价（Byram 1997；Imahori & Lanigan 1989）。还有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整体评估难度很大，应把它分解开来，每次评估其某个特定的层面或要素，这样可能更有收获（Deardorff 2009，2015；Fantini 2009）。

第一个分歧反映出学者们对能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跨文化能力当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但也有文化上的共性。正如不同的文化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一样，有些基本的能力要素也具有普遍性。例如，积极的情感和必要的经验、知识与技能是任何成功的交际都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有些能力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例如，人际网络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以及面子维护等能力可能具有较大的跨文化差异。如果非西方学者使用西方的评估框架，就要做适当的文化调适，抑或建立新的框架。第二个分歧反映出学者们对能力要素之间关系的认知上的差异。跨文化能力的不同层面在相互联系的同时也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者既需要对特定的层面或要素进行测量，也需要对整体进行测量，才能实现全面、有效的评估。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首先要解决概念化的问题（Fantini 2009）。准确地界定跨文化能力的意义、辨析其构成要素之后，研究者才能确切地知道要评估什么。其次，研究者需要确定评估的对象与目标，找到与之匹配的方法和合适的工具，然后再组织人员进行测量与分析。由于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任何单一的视角、方法与工具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者应该尽量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与工具对其进行评估（Deardorff 2015）。

除了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方法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近五十年中，学者们不断发展各种有效的评估方法，建立严谨科学的探索程序。常见的评估方法包括：访谈（interview）、问卷（questionnaire）、个案研究（case study）、观察（observation）、前测/后测实验法（pre-/post-test）、叙事日记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 dairies）和文件夹（portfolio）等（Deardorff 2006；Fantini 2009）。

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种性质的评估。定性评估是指用语言而非数字来描述信息、判断事实的方法；定量评估是指以数字统计来显示信息、判断事实的方法。访谈是典型的定性评估方法，问卷与实验法是典型的定量评估方法。从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现有文献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定量评估方法，其后定性评估方法的使用有所增加，但现在前者仍居多数（Takai 2015）。理论上讲，任何方法都可以用于跨文化能力评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长，使用时应该与评估的目标相匹配。例如，评估比较容易量化的文化知识或交际行为可以采用问卷，但评估比较复杂的批判思维或解释能力时，访谈、个案研究或文件夹则更为合适。一般而言，为了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需要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评估方法（Byram 1997；Deardorff 2009，2015；Fantini 2009）。

目前，跨文化能力评估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西方实证主义的主导性。实证主义认为，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独立于认知它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可观察现象的研究之上；对事物最小单元的观察是最有意义的研究目标；局部研究的总和等于整个研究过程（Smith 1988）。在跨文化能力评估中，实证主义要求研究者通过严格的科学程序，排除个人主观的见解，对可观察的交际行为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获得普遍适用的评价与判断。对于那些通过个人体察、感悟、思辨等非实证的方法得到的观点，西方学界一般不接受或不承认。

实证主义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用客观的事实和量化的数据评价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水平，评估的结果可以推而广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局限性是人为地分解事物，评估的系统性较差，对于评估一些难以量化的跨文化能力要素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刻意地回避。但这些不足并没有撼动它的主导地位，至今大多数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仍然倾向于采用实证的方法。在2000年之前，中国学者较少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跨文化能力。近十几年来，它逐渐被中国学者接受，并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趋势要求我们系统地学习与掌握各种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原理，按照科学的规范评估跨文化能力；与此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方案，努力消除实证研究的偏差，更准确地评估跨文化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发展稳定可靠的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迄今为止已经创建了一百多个形态多样、功能迥异、手段不一的工具。例如，Ruben（1976）编制的跨文化行为评估量表（Intercultur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Indices，IBAI）、Hammer & Bennett（1998）创建的跨文化发展评价量表（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IDI）、Chen & Starosta（2000a）编制的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ISS）、Arasaratnam（2009）创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cale，ICCS）、Portalla & Chen（2010）发展的跨文化效力量表（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Scale，IES）等。

这些众多的评估工具可以根据其功能以及评估的手段进行分类。就功能而言，可以分为评估一般跨文化能力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工具；就评估的手段而言，可以分为自评工具与他评工具。评估一般跨文化能力的工具指从整体上评估一般场合下交际能力的工具。例如，Hammer et al.（2003）的跨文化发展评价量表（IDI）、Fantini（2006）的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AIC）、Arasaratnam（2009）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ICCS）等都是一般跨文化能力的评估工具。

评估特定跨文化能力的工具指评估特定层面或特定场合下跨文化能力的工具。例如，Neuliep & McCroskey（1997a）的一般化的族群中心主义量表（Generalized Ethnocentrism Scale，GENE）、Kassing（1997）的跨文化交际意愿量表（Intercultural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IWTC）、Chen & Starosta（2000a）编制的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SS）以及Matsumoto et al.（2001）的跨文化调整潜力量表（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Potential Scale，ICAPS）等都属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评估工具。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他标准对其进行分类。例如，根据针对的人群，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可以分为评估一般人群的工具与评估特定人群的工具。西方的评估工具基本上属于前者，国内学者发展的评估工具基本上属于后者，主要针对在校的大学生。例如，钟华等（2013）建构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elf Report Scale，ICCSRS）以及吴卫平等（2013）建构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ssessment Scale，ICCAS）。

目前，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的分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以自评工具为主；其二，评估行为与知识的工具居多；其三，非西方学者开发的工具较少。学者们建构的一百多个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大多数是自评问卷量表（Kealey 2015；Takai 2015）。自评工具能够较好地评估跨文化能力的有效性，但其缺陷是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评估的结果不太准确（Hinner 2014）。他评工具更客观一些，但他人有时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受测者，评估结果也会产生偏差。鉴于跨文化能力的复杂性，使用一种评估工具一般无法做到全面、深入的测评，需要通过多种工具的综合评估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以上提及的一百多个评估工具中的大多数用于评估跨文化行为与知识，评估跨文化情感与意识的工具很少（Fantini 2009；Takai 2015）。Kassing（1997）、Chen & Starosta（2000a）、Gudykunst（2004）、Chen & Young（2012）分别创建了用于评估跨文化情感与意识的量表，但它们在整体上所占的比例较少。此外，以上提及的一百多个评估工具大多是西方学者创建的，很少有出自非西方学者的。这种情形导致了评估工具的跨文化适用性问题。西方学者针对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依据自己的文化偏好建构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这些工具在西方文化中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但不一定适用于非西方文化，必须经过调整、修正与检验，达到可接受的信度与效度之后才能加以应用（Deardorff 2009；郑全全等 2010）。

以上众多评估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跨文化能力研究中，不仅帮助我们收集信息，加深对跨文化能力的理解，而且在跨文化教育与培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的评估工具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真正令人满意的寥寥无几，仍有很大改进与提升的空间（Chen 2014；Kealey 2015）。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研究者频繁使用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的情况下，对其长处与不足尤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书全面地综述与评介中外认可度较高的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既客观地陈述它们的强项，也坦率地指出它们的弱点，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本书的思路与架构

本书围绕跨文化能力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跨文化能力概念的界定、理论视角的建构以及评估方法与工具的发展，系统地整合国内外学者五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之进行梳理与评价，全面把握当今研究动态，分析其薄弱环节，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回顾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示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与代表性成果，找出存在的问题；然后重点评介当今学界认可的理论视角，同时关注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被忽略的声音，特别是本土学者的建树；接着介绍跨文化能力评估的方法与工具；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回顾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发展历程是进行有意义探索的基础。中外学者曾从各自的角度综述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发展状况与历史进程，例如，Collier（1989）、Martin（1993）、Arasaratnam（2007）、Spitzberg & Changnon（2009）的研究。然而，上述回顾只关注西方的成果，忽略了非西方的研究。非西方理论在情感、人际关系和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不仅可以弥补西方理论的缺失，而且可以纠正其文化偏见，理应得到重视。黄文红（2013）对中西跨文化能力模型作了对比研究，揭示各自的价值取向以及建构方法上的差异，但她的研究仅仅涉及1950—1980年、1980—2000年、2000—2013年这三个阶段的一部分代表性成果，遗漏了一些重要文献，近几年刚提出的理论视角也需要补充进来。本书将以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为背景，系统回顾国内外跨文化能力研究在过去五十多年中的发展历程。

本书的第二个部分全面评介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跨文化能力理论视角。现有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在学科背景、专业术语和研究目标上呈现出高度的多样化，需要加以分类和梳理才能准确把握其要旨，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Arasaratnam（2007）、Deardorff（2009）以及Dai & Chen（2014）都按照视角进行分类，梳理跨文化能力理论与模型。这种分类的长处是能充分展示每个视角的独特性，但现有跨文化能力理论的视角众多，如此分类往往显得比较零散，缺乏条理。Spitzberg & Changnon（2009）依据理论的显著特征来分类，但他们的分类中不同类型理论之间的重叠较多，容易造成混淆。理论的梳理可以按照学派与范式，也可以根据视角与特征抑或时序与研究问题来分类，每种分类各有所长，也皆有不足。

本书采取综合的策略，首先依据研究的范围，以一般跨文化能力和特定跨文化能力两个基本范畴对现有跨文化能力理论作总体上的分类，然后依据视角进一步分类。根据视角进行分类时，突出西方理论与非西方理论的分野。最后，以作者为主，适当地考虑时序，再做进一步的归类与整理。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在简明地划分一般与特定跨文化能力类型的同时，昭示各个视角的特征以及跨文化能力理论发展的时序。

本书的第三个部分讨论跨文化能力的评估。评估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验证现有的理论，发现存在的问题，对之加以完善。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探讨跨文化能力的评估问题，其后一直持续研究，不断地改进评估方法与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建构了许多比较稳定可靠的测量工具。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见，所开发的测量工具也屈指可数，本书对这方面将予以较多的关注。

鉴于国内外学者早就发表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的著述，对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方法以及统计手段做了详尽的描述与讨论，大家随时可以参考，本书没有深入评介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方法，而把重点放在评估步骤的阐述以及常用方法的说明与反思上。在阐述跨文化能力评估的步骤、介绍常用方法之后，本书接着评介学界认可度较高的评估工具。为了使读者能够既对整体有全面的了解，又对局部有深入的挖掘，本书在简要介绍16个认可度较高的评估工具的基础上，选择其中8个具有代表性的量表分别进行更细致的评介。对跨文化能力评估的评介与理论视角部分一样，也尽量兼顾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平视不同的方法与工具，全面展示该领域的发展图景。

本书没有安排单独的章节讨论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因为它与理论视角及其评估研究联系密切，所以把对它的讨论穿插到各个章节中，与各章研究的问题一起研讨，分析它在不同视角与语境下的共性与差异，探索更加全面、精确、合理的定义。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的章节分布如下：第一章总体介绍跨文化能力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二章回顾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历程，辨析其主要的发展阶段，陈述每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总结它们的主要贡献与缺失。第三章概述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西方视角。第四章介绍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非西方视角。第五章介绍关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第六章讨论跨文化能力评估的步骤与方法。第七章评介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第八章围绕概念的界定、理论视角的建构及其评估工具的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展望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历史回顾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之后不久跨文化能力研究就开始起步，早期的研究与外语技能及其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培训联系密切。其后，学者们借鉴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不断地拓展其领域，全面、深入地分析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运作原理，创建各种功能的评估工具。中外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解析跨文化能力，评估其发展状况，在显著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有效应对各种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不少尚待探索的疑点与困惑。本章将以跨文化交际学的演进历程为背景，全面回顾跨文化能力研究的五个重要发展阶段。

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

（一）：西方视角

在跨文化能力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之后，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建构了众多的理论与模型，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水平，促进了研究的发展。限于篇幅，本章选取11个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西方视角进行评介，包括M. J. 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Imahori & Lanigan的相互关系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Chen & Starosta的综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M. Byram以外语教育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King & Baxter Magolda的跨文化成熟发展模型以及Hunter et al.的全球能力模型等。

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

（二）：非西方视角

西方跨文化能力理论对跨文化能力研究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们毕竟是欧美文化的产物，只能代表西方视角，具有独到见解的同时也存在视野上的局限性。非西方跨文化能力理论从其自身的文化视角解读跨文化能力内涵，辨析成功交际的要素，可以拓展我们的视域，纠正西方理论的偏见。本章评介X. S. Xiao & G. M. Chen的儒家视角、J. Takai & H. Ota的日本文化视角、J. O. Yum的韩国文化视角、P. O. Nwosu的非洲文化视角、R. S. Zaharna的阿拉伯文化视角以及高一虹、许力生与孙淑女、高永晨和孙有中的中国文化视角等10个有关一般跨文化能力的非西方理论。

关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

前两章讨论了有关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这些理论展示了各种交际场景以及整个跨文化互动过程中交际者所需具备的基本能力，分析了其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本章讨论有关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特定能力的理论针对特定的交际场景或跨文化能力的某个重要层面，分析其涵盖的要素，阐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能力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跨文化能力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定能力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其局部的构造与运行机制，两者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共同揭示跨文化能力的普遍原理。本章评介W. B. Gudykunst的跨文化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能力模型、C. Gallois et al.的跨文化通融能力模型、Y. Y. Kim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理论、M. J. Collier & M. Thomas的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理论以及S. Ting-Toomey & A. Kurogi的跨文化冲突中面子行为能力模型等11个特定能力的理论。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

跨文化能力研究除了理论探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评估。跨文化能力的评估不是主观、随意的评判，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的工具对特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测量、描述、评价与分析的过程。全面、细致、准确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跨文化能力的发展状况，发现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方案，从而提高交际效率。跨文化能力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其评估面临许多棘手的难题，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寻找有效的途径。Lustig & Spitzberg（1993）认为，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涉及五个重要的方面：（1）评估什么？（2）谁做评估？（3）什么时候评估？（4）在哪儿评估？（5）为什么要做评估？Byram（1997）指出，从外语教育角度看，跨文化能力的评估首先要认清评估的目标，其次要注意评估的语境，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方法与工具。Fantini（2009）认为，跨文化能力的评估包括七个要素：（1）评估的目的；（2）对象；（3）工具和策略；（4）程序；（5）范围和效率；（6）样本的代表性；（7）偏见的避免。本书综合上述三位专家的观点，按照评估的步骤重点讨论以下四个关键方面：（1）跨文化能力评估的基础；（2）跨文化能力评估的对象与目标；（3）跨文化能力评估的方法；（4）跨文化能力评估结果的分析。其中，跨文化能力评估的方法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对它的讨论会贯穿于本章的每一节。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工具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需要稳定可靠的测量工具。一个好的评估工具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少带有文化偏见，能够准确且客观地测量交际者跨文化能力的水平与发展状况。目前，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创建了许多形态不一、功能多样的工具，用以评估整体的跨文化能力以及其各个层面的因素。每个评估工具既有强项，也有偏见和不足。研究者应该选择那些与评估目标相匹配的工具，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测评。本章首先简要概述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16个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然后深入评介其中的8个工具。

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未来展望

跨文化能力研究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对跨文化能力的理解不断深入，所发展的理论愈益完善，建构的视角越来越多元化，评估工具也比以前更加准确、可靠。然而，跨文化能力研究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仍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就概念的界定而言，虽然学者们从多种视角界定跨文化能力，提出深刻的见解，但迄今为止还没形成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定义（Martin 2015）。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建构出众多的视角与模型，但西方理论独领风骚，非西方理论未能形成鼎足之势，情感、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因素没有得到充分的解析（Dai & Chen 2015；Martin et al. 2014；Nakayama & Martin 2014）。在跨文化能力评估方面，自评工具居多，其他形式的测评工具较少。此外，跨文化能力的评估工具中，测量行为与知识的工具较多，测量情感与意识的工具偏少，分布也不均衡。本章将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探索跨文化能力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